为贯彻“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南京国民政府一面进行争取和平解决事变的外交努力,同时,根据日本欲图扩大战事的情势,料定卢沟桥事变“必不能和平解决”,于是进行部署,督导冀察当局应战。
事变发生之初,7月8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就对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口头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日方“立谋和平解决,借免事态扩大”。
10日,外交部又向日本大使馆送交抗议节略,要求“迅速转电华北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立即撤回原防,恢复该处事变以前状态,静候合理解决”。
同时,外交部另电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转请日本政府速饬其华北驻军勿再扩大事态,以和平方法解决事件。
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日军违反与冀察当局撤军停战之约定,要求“日本立即制止军事行动”,“即日撤兵”。
12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向日方重申“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双方立即停止调兵”之旨,并批驳了日方要中国单方面停止在国内调兵,而其可自由向华北增兵的蛮横要求。
对于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日方根本置之不理,除反诬事变责任在中国一方外,还蛮横表示,事变由“现地解决”,拒绝南京政府处理事件,离间政府与冀察当局的关系。
对于日方与冀察当局的停战谈判,12日晚,中国外交部致书日本驻华使馆,声明:“此次所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中央政府核准方为有效。”
为了保持与日方的外交联系,蒋介石亲下指示,由外交部催促返国就医的驻日大使许世英“力疾回任”,许世英于16日夜离沪返任。
中国政府还试图得到国际协助,通过第三国斡旋纠纷,以求和平解决。7月中下旬,王宠惠外长会晤英国驻华大使。中国驻英、美、德、法、苏大使郭泰祺、王正廷、程天放、顾维钧、蒋廷黻等向各驻在国政府洽谈,多方试探有关各国斡旋中日纠纷之意向,均未得到响应。
7月8日,蒋介石令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参谋总长程潜调师增援第29军。
徐当即部署与宋哲元有渊源的部队孙连仲第26路军、庞炳勋第40军与高桂滋第85师等部北上。蒋介石也于9日令以上各部向石家庄集中;
其又令开封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派一师至黄河以北,准备两师待命出动;正在重庆主持川康军事整理会议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返南京,部署应战准备;沿江沿海及重要城市负责长官严行戒备,各地重要工事限期完成。
当日,他还指示徐永昌、程潜、唐生智(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和何应钦:“我军应准备全部动员。各地皆令戒严,并准备宣战手续。”
因大批日本援军不断向平津一带集中,蒋介石于16日又电令刘峙、商震(第32军军长),抽调河北4团兵力,星夜赶程,向石家庄集中。
17日,蒋又电令孙连仲、庞炳勋两部统归宋哲元指挥,参谋次长熊斌驻保定,以便与冀察当局联络。蒋氏令调拨弹药、高射炮增援华北,设立石家庄行营,督促华北赶修防御工事。
针对宋哲元和冀察当局迷惑于日方“现地解决”的“不扩大方针”,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存在幻想,中央政府示以应战决心,提醒其对日方“和平”烟幕要保持警惕,令宋哲元速赴保定坐镇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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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何应钦反复提醒宋哲元和冀察当局,要放弃与日方谈判以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
蒋氏电令说:日军将发起总攻击,“望勿再为其缓兵之计所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与日方谈判,“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为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
他并提醒,要以“一·二八”之役的教训作借鉴: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以前,已签订和解条约,承认其四条件;乃于签字八时以后,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故特贡参考,勿受其欺为要。”
至闻宋哲元将第29军换防,撤销北平城内防御工事,蒋介石非常着急,于22日致电秦德纯转宋哲元:
“闻三十八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收,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将其部队与兵员乔装入城,充分布置,或待我城内警戒松懈时,彼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击而占我平城,思之危急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故城内防范,更应严重(密),万勿大意。”
关于冀察当局与日方和谈的情况,宋哲元直至7月22日只将11日与日方所订三条向蒋报告,而对19日,他所不知情《香月细则》南京已经从另外渠道获悉。
为此,蒋介石委派参谋总部次长熊斌、军事参议院参议鹿钟麟、军事委员会政训负责人刘健群等人北上,与宋哲元联系,宣示中央不挑战必应战的方针,解除疑虑,劝说宋哲元速赴保定坐镇指挥,修筑工事,加强战备。
尽管中央政府反复多次督导宋哲元等人应战,但是,宋在日方“和谈”烟幕面前疏于备战,且不愿援军北上;
7月24日,他致电蒋介石:“刻下拟请钧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
7月25日,张自忠赴北平开会,会议结束后,留平未归。同时,将调往南口的阮玄武旅调回北苑。
就在这时,日本大批增援部队与华北驻屯军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和进攻的准备后,开始发起进攻平、津的作战。
25日下午,开抵廊坊的日军第20师团一个中队百余人,以修理电线为借口强占廊坊车站,与中国守军第38师第113旅(旅长刘振三)第226团发生冲突。
26日拂晓,日军飞机肆意轰炸中国军队兵营。8时,从天津开来的日本援军到达,遂占领廊坊,同日并占领杨村等要点。
下午,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派松井太久郎向宋哲元送交最后通牒,无理要求:
驻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的第37师部队,于27日正午前,撤至长辛店,并将驻北平城内的第37师部队撤到城外,与该师驻西苑的部队须于28日正午前先从平汉路北段移至永定河以西,再退至保定。
就在26日傍晚,日本驻屯军步兵第2联队第2大队500余人乘车强欲开进广安门,守城第132师独立第27旅刘汝珍团在开城放进日军一部后,截断而打击之。是为“广安门事件”。
随后,未待宋哲元答复,日军又于27日凌晨即发起攻击,3时许,日军首先对驻通县第29军独立第39旅阮玄武部傅鸿恩营发动攻击,激战至11时,傅营突围。
廊坊、广安门战斗发生后,宋哲元当即召集军政人员会商,15时,对日方最后通牒严词拒绝,令所部准备应战,并向全国发出守土抗日的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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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蒋介石也给宋哲元发电,全文如下:
北平,宋主任勋鉴:偃。请兄静镇谨守,稳打三日,则倭氛受挫,我军乃易为力。务望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毋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中正手启。泌酉。机。京。
就在宋哲元发出全国通电的同时,日军向北平南郊团河发起进攻,伴以飞机轰炸。
28日黎明,日军发起总攻击。卢沟桥车站、五里店亘大井村一带日军向宛平城、衙门口、八宝山第37师110旅阵地进攻。
该旅坚守阵地,一部与驻南苑第38师两团协同夹攻丰台,上午一度攻克丰台车站,占领造甲村日军飞机场,傍晚,因日军反击,乃退出,向西南方向转移。
日军进攻重点为南苑的第29军军部。28日拂晓,日军步炮战车部队3000人,炮40余门,在40余架飞机反复轰炸的配合下向南苑猛烈攻击。
南苑守军有第38师两团驻兵、骑兵第9师一部、新近到达的第132师所部,由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指挥。守军竭力抵抗日军进攻,且曾两次出击,均未奏效。
因敌机猛炸,工事大部被毁,官兵虽英勇奋战,但指挥联络中断,伤亡惨重,佟、赵二将军牺牲,骑兵师长郑大章入城报告。
28日13时,日军第20师团占领南苑,向北平城撤退的中国部队大部被歼,余部支持至夜,始行撤退。
当日,高丽营、昌平一带日军亦向汤山、沙河攻击,日机对北苑、清河、黄寺等处狂炸,日军混成第11旅团攻占清河,混成第1旅团占领沙河。我各处守军节节抵抗,迄晚向北城圈退却。
下午三时,张允荣抵达北平平绥铁路局,取代局长张维藩,控制了平绥铁路,切断了宋哲元和刘汝明第143师的联系,北平陷为孤城,四时,黄寺弹药库爆炸。
同时,张自忠抵达铁狮子胡同,对宋哲元提出:“日军对宋不满,如宋离平,自可解决”。宋哲元不肯交权,双方发生争吵。
秦德纯指出:如果29军发生内斗,日军必趁虚而入,北平沦陷,则我们永遭骂名,劝宋哲元退让,赴保定抗战。
此时,蒋介石再次来电,全文如下:
北平。宋主任明轩兄:希速离北平,到保定指挥。勿误,如何?盼立复。中正手令。俭辰。机。京。
随后,宋写了由张自忠代理冀察委员长、北平市长、冀察公署绥靖主任这三个职务后,携秦德纯、冯治安等出西直门,于当夜23时离开北平,经门头沟潜赴保定向军事委员会熊斌报到,之后,又去马场(河北省青县)收拢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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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北平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就在日军猛烈进攻北平之际,通县伪军发生反正事件。
由河北省特种保安队改编而成的伪冀东第1、第2保安总队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率领驻守通县的保安队5个大队分头包围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兵营,歼日本驻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守备大队长一木西以下官兵和伪政权机关,并将汉奸殷汝耕活捉。
日军发觉后,围攻通县反正部队,并出动飞机轰炸扫射,反正部队向北平方向转移,行至北平城郊,方知第29军已经转移。
在日军围攻打击下,反正部队伤亡惨重,殷汝耕被日军劫回,起义部队余部化整为零,分头突围,大部沿西山门头沟地区小径向保定方向集中。
1937年7月29日,是国家规定的北平沦陷日,张自忠走马上任,并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
当日晨7时接见日本驻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商谈“善后办法”。在得到松井“该国军队,决不进城”的许诺后,即下令将城内阜成、西直、东直、德胜、安定等各城门全部开放。
张自忠又于晨8时给香月清司打电话,称自己已接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兵通电军事委员会驻保定办事处主任熊斌,报告“平津军政由彼负责”。
在得到日方不进城的保证后,张自忠即着手接任职务,进行重组政权。
28上午9时,张自忠以冀察政委会名义任命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长,
据潘毓桂《卢沟桥事变后北京治安纪要》记载,他上任之后,立即着手以下几件事:
(一)实施管控言论,对排日出版物进行查禁。如“检查报纸取缔言论”“邮电检查”“检扣外埠报纸”“查获反动书籍”“取缔集会结社”等,一切抗日排日言论为非法。
(二)下令各学校“禁读党义”。
(三)在警察局内“淘汰党化人员”。
(四)清查户口。
(五)搜查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陈继淹及雷嗣尚等29军要人的住宅。其会同日本宪兵从宋哲元家抄出了往来信件、书籍、地图及电台,从冯治安家里抄出了4杆猎枪。
(六)对入城日军予以招待,向日军供给运输车。
(七)强制遣散冀东保安队。通县保安队反正后,分批集结北平,保安队644人生活无着,聚集东直门一带,被遣散。
(八)遣散阮玄武的军队。阮玄武的独立第三十九旅被缴械后仍有1016人不走,潘毓桂将其遣散。
(九)下令警察换黑警服(冀察政权警察穿卡其黄色制服)。
随后,张自忠又任命张允荣为平绥铁路局局长,张璧为北平电灯公司监理官兼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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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时,张自忠就任北平代市长,下午3时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代委员长。7月31日,张自忠任命天津市府首席参事边守靖,代理天津市长,李景阳为天津警察局长率天津4000警察一律换黑色制服。
8月3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张自忠以“本会各委员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以致开会讨论事项不易进行”为由,将秦德纯、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周作民、萧振瀛、石友三八人一律开缺。
当日改聘张允荣、张璧、杨兆庚(未到任)、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邹泉荪、陈中孚八人为委员。
实际上,张自忠无权改组冀察政委会,因为冀察政委会委员是南京中央政府决定的。
日军向北平发动进攻后,天津发生抗日作战。7月27日上午10时,第38师副师长(代师长)李文田在李文田得知宋哲元拒绝日军最后通牒后,在其寓所(天津北安道20号)召集了在津的主要军政人员会议,商议对策并发表了宣言“喋血抗战,义无反顾”。
会议就出击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足足开了12小时,独立第26旅代旅长李致远不同意主动出击,非要等张自忠的命令行事,但和其联系不上。
为了统一指挥,最终成立“天津抗战临时总指挥部”,推选李文田为总指挥,刘家鸾为副总指挥。
李文田沉着冷静,果断周全,打破编制、重新组合、主动出击、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28日午夜,李文田率该师第114旅主力协同天津市保安队,向海光寺(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东局子日军飞机场、火车站进攻,一度攻克东局子日军飞机场、东火车站和西火车站,逼近日驻屯军司令部,与日军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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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凌晨2时许,日本驻屯军突然强占天津市第四区警察局,并进袭天津市保安队。拂晓后,日机50余架及多辆战车向第38师轰击进攻,双方处于混战状态。
16时,张自忠在北平与日方协商,为安定地方,令第38师停战,该师部队逐渐退出天津市,向静海、马厂撤退。
29日拂晓,塘沽近岸和大沽口的日舰向第29军大沽口岸守军发起炮击和机枪扫射,午后炮击更烈,兼以飞机轰炸,其陆战队强行登陆。
同日,到达塘沽的日本野战重炮兵第9联队向大沽攻击。守军抵抗至暮,伤亡甚重,工事尽毁,当夜,大部退至马厂附近。
天津抗战时,日机肆行轰炸,特别是对南开大学、河北第一女子师范及工学院等学校轰炸,南开大学藏有珍贵典籍的木斋图书馆(国内著名图书馆之一)和秀山堂、芝琴楼等建筑被毁,这是日本摧残中国文化犯下的重要罪行。
由于日军突然发动进攻,第29军仓促应战,两三日间平、津即告失守,官兵壮烈殉国者约5000余人。
天津抗战,张自忠虽发电报制止,但此时战争已进入白热化,战士已经打红了眼,为争取北平维持会长职务,他只得以辞去军职为代价,表示自己与天津反击战毫无关系,以保留自己刚掌握的政权。
但事与愿违,张自忠虽然聘请江朝宗为冀察政委会委员,想将北平地方维持会掌握在自己手中,但老奸巨猾的江朝宗不甘居张自忠之下,以患脚气为由拒绝合作。
日军方香月清司也认为,张自忠驱宋的任务已经完成,加上其无法管束手下,决定踢开。此后,张自忠躲进德国医院。
7月30日,日军即以原北京政府官僚江朝宗等组织“北平治安维持会”。留驻北苑的独立第39旅(阮玄武)于7月31日被日军解除武装。留北平的独立第27旅(石振纲)于8月1日夜乘机突围,转赴察哈尔省。
8月6日,陈中孚到医院劝张自忠东山再起,但张自忠已经在当天登报声明将冀察政务委员长、北平市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职务一并辞去。
同日,蒋介石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任命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秦德纯为副总司令,张维藩为总参谋长。
第37师升为第77军,冯治安为军长;第38师升为第59军,宋哲元兼任军长,李文田为副军长;第143师升为第68军,刘汝明为军长。其他如万福麟、石友三、张庆余等杂牌军共12万人全部统归宋哲元领导。
不过,这时的张自忠仍继续政治活动,8月18日,作为北平特别市代市长仍签署了一个指令(现存于北京档案馆): “呈悉。经派查,应准验收。除令社会局接管外,仰即知照,此令。”
这不仅是有关平民住宅的最后一份文件,也是张自忠以行政首长名义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
8月19日,冀察政务委员会自动解散。9月3日,张自忠化装逃出北平。
天津自1928年建市以来至沦陷共经历了十三位市长,张自忠是唯一一位被撤职查办的市长。
9月7日,张自忠化妆从北平逃出后,乘天津赴烟台的轮船投靠韩复渠。韩报告蒋介石后,蒋下令将张自忠押赴南京。张自忠在济南见到了秦德纯、萧振瀛,承认错误,由秦德纯陪同抵达南京。
1937年10月8日《国民政府公报2479号》颁布国民政府命令“兹据军事委员会呈称:天津市长兼陆军第38师师长放弃责任,迭失守地,著撤职查办······以振纲纪而儆效尤”。
日本军队在卢沟桥挑起战争,激起了中国全民族的抗战情绪,北平抗日救亡团体组织爱国学生、市民、工人向第29军抗敌将士慰劳支援,开展战地服务救护活动。
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银行业公会、钱业公会、劳动协会、华侨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团体,大学教授黎照寰、胡庶华等人,均向第29军致函致电,勉其奋勇杀敌。
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关于政府处理卢沟桥事变的方针也得到各界一致的拥护。因救国会事件被拘、身陷囹圄的“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等人于21日亦发表通电,拥护蒋氏以卢沟桥事件能否结束作为牺牲最后关头之境界的讲话。
而且,全国军界、政界,包括过去反对过蒋介石的人物,亦表示拥护蒋氏抗战方针。
21日,第5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和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致电国民政府,代表第5路军将士和广西省1300万民众拥护蒋氏“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早于7月中旬初即通电,请缨抗日,表示遵令整军待命。
卢沟桥抗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全国上下,为迎接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进攻的民族抗战,正在下定不怕牺牲一切之决心。
天津《大公报》的一篇短评说:“目前举国一致准备拼命自卫的精神,真不是前几年所能想像的。只凭这种精神,即可保证我民族决不致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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